创作声明：本文为虚构创作，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，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，仅用于叙事呈现，请知悉

  就因为心存善念，让17岁少女搭载顺风车，叔侄二人被打成奸杀犯，惨遭逼供。

  这件共和国最大的冤案是如何发生的？无辜叔侄二人又是如何被“女神探”逼供的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案件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。

  当时，非典疫情肆虐，一时间人人自危，紧闭家门，街道上冷清萧条，空气中充斥着对疾病的恐慌，对未知的不安。但是，安徽歙县的张氏叔侄是两个“不怕死”的。

  张叔平的两个女儿正在上学，28岁的张辉刚定亲不久，正需要钱筹办婚礼，他们合伙跑长途做货车生意，商量着赌一把，在同行们不敢出门的时机多跑几趟上海，多赚它几笔。

  5月18日晚上9点，两人驾驶货车开往上海，途中经过“老竹铺”镇非典检查站时，女孩王冬上了车，谁都不会想到，这一趟看似平常的旅途，会让如花的少女饱受虐待，赔上性命；也会让叔侄二人倍遭苦难，含冤十年。

  四小时的车程后，已是凌晨1点，张叔平好意让女孩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了亲人，夜深人静年长的张叔平有些不放心，便把女孩送往比约定的钱江三江大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。

  但是5天后的晚上，二人再次前往上海，驾车通过“老竹铺”非典检查站时，又被叫停。

  原来，就在19日上午，王冬的尸体在西湖区东穆坞村路边的溪沟内被发现，女孩下身赤裸，显然遭受了侵害。

  因此，二人被锁定为头号嫌犯，被西湖刑警大队拘留，张叔平叔侄本来认为自身只是去配合调查，尽快追凶。

  从5月23日到5月30日，整整7天，为了拿到所谓的“认罪材料”，号称“女神探”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大队长聂海芬对二人分开进行审讯。

  她想利用所谓的“囚徒困境”，对叔侄二人逐个击破，而她采用的手段，是不给吃、不给喝，要求张叔平扎马步、金鸡独立。

  一旦张叔平坚持不住歪倒在地，牢头就揪着他的头发跟手铐把他提起来，用拖把棍狠戳他的脚。

  各种下三滥招数倾巢出动，一拥而上，将叔侄二人折磨得不成人样。再坚强的意志力也没办法忍受这些非人的待遇，二人屈打成招，承认奸杀王冬。

  二人供认的作案细节完全不一致，与凶案现场的证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为了做戏做全套，警方特意把张辉安排在了“狱侦耳目”袁连芳的号房里。

  刑侦耳目也是犯人，不过是警方安插的“线人”，只要达成目标可以免入监狱，“留所服刑”。

  一般情况下，这种“线人”是帮助破案的，但是这一次的安排的，却是专门作伪证的奸猾老油条袁连芳。

  之前就“帮忙”制造了冤案的他利用暴力压迫，很快搞定了张辉认罪的笔录和“自守书”。

  而看守所外，张叔平的妻子着急忙慌地找到了刚拿到律师资格证的王亦文。办好辩护手续，王亦文开始在歙县和杭州之间奔波取证。

  从张叔平的妻子那里得知，这个爱干净的女人在二人返程后特地清洗了卡车坐垫，这却成为日后警方怀疑二人清洗犯罪现场的“把柄”。

  不仅如此，她还扔掉了5月19日凌晨，卡车驶出杭州城的收费票据，票据上的时间，正好可以证明叔侄俩不具备作案时间。

  王亦文只得寻找别的切入点。他开好介绍信前往杭州二桥高速收费站，希望能调出当天二人驶出收费站的录像，从时间上证明二人没有作案、抛尸。

  但是由于系统原因，监控录像只保留一个月，作案当天的录像没办法恢复，从工作人员的交谈中，王亦文得知杭州警方就没有来查过。

  不仅如此，根据DNA鉴定报告，死者王冬指甲中末端检验出的混合DNA，是王冬与另一男子的，而非叔侄二人。

  这样关键性的科学报告本应该成为二人洗脱罪名，绝地翻盘的“实锤”，却在庭审时被荒谬地判定为“与本案无关”。

  最终，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否认了所有证明二人无罪的有力证据，却采信整案中唯一直接指向张辉杀人的证言——袁连芳的证词。

  但是，张家人并没放弃努力，张叔平的哥哥张高发，为了弟弟和儿子，踏上了申诉之路。

  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被介绍到了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阮方民那里，再次上诉，阮教授为二人作了无罪辩护。

  张辉被分配在南疆的库尔勒监狱，年轻的他努力表现，积极劳动，所以从死缓改成了无期，又由无期减刑到了19年。

  而张叔平则被分到与张辉相隔千里外的，北疆的石河子监狱。无比荒凉的石河子监狱附近

  在距离石河子500公里外的戈壁无人区，张叔平呆坐于监区的土坯房中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  一眼望去，是荷枪实弹、高度戒备的武警，是隔绝希望的铁丝网，看不到头的荒漠大地。

  同其他积极参加劳动改造，争取减刑的重刑犯不同，张叔平是监狱里最有名的“A类顽危犯”

  什么是A类顽危犯？就是绝对“叛逆”，绝对不服从，一个不留神就逃跑自杀的危险犯人。

  张叔平的表现，全部符合这个定义：他成天喊冤，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而且，不向狱警“报告”、不写思想汇报、不唱劳动改造歌，还顶撞一切管教。

  和闷头干活苦往心里憋的侄子不同，张叔平简直是头倔驴，他不为减刑做任何努力，甚至“大放厥词”，说自己只接受无罪释放。

  张叔平就像监狱里的窦娥，成天逮着人就诉说自己的冤屈，请求别人为他代转申诉材料，伸冤的纸片多到可以装满一麻袋。

  监规条令，他不屑记，更背不出来，但要是说报纸杂志上的冤假错案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。

  熟悉到，可以脱口而出这些冤案中的嫌疑人何时入狱，又是何时比他多一份幸运，洗冤出狱。

  于是改变张氏叔侄命运的人，出现了—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的驻监检察官，张飙。作为“典狱长”，他的职责就是了解服刑人员状态，监督检查监狱工作。

  管理张叔平这个“刺头”的任务，自然也就落在了张飚的身上，第一次见到张飚，张叔平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。

  他拒绝遵守监狱内的管理流程，瘪着嘴，不愿意报告姓名、罪行、刑期、余刑等服刑人员情况。

  但是张叔平没想到，通情达理的张飚一点没生气，还示意他坐下说话，要知道，平常犯人被问话，可只有蹲在地上回答的待遇。

  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善意，直接击溃了张叔平的心理防线，他瞬间泪眼婆娑，涕泗横流，一股脑倾泻出重复了无数次的冤屈苦楚。

  事实上，做了25年检察官的张飚，不知见过多少重刑犯的哭冤，但十个里面有九个半都是歪曲事实。

  毕竟，嘴硬是人的天性，在犯人身上更明显，而那天，他却被实实在在地触动了。

  张叔平最后的哭诉在他的脑海里格外清晰：“不管你信不信我，我相信你，相信法律，总有一天会还给我清白。”

  这样的信任，驱使着张飚着手调阅卷宗和判决书。尘封了五年的案件细节，终于在他的眼前，再次清晰起来。

  2005年，与张叔平接触过后，张飚马上查阅了案件卷宗及判决书，发现该案证据存在重大缺陷、疑点颇多。

  首先，除去认罪口供，唯一直接指向叔侄二人并杀害受害者的证据，是犯人袁连芳的间接证言。

  其次，从受害者指甲中提取到的一名男性的DNA，经鉴定排除了张辉、张叔平的可能。

  意识到此案的不寻常后，石河子市检察院正式向浙江省检察院发函提醒，却只是石沉大海。

  2008年，张叔平从监狱内的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上，看到了文章《被疑“灭门杀手”终判无罪释放》。

  这篇文章，能够说是扭转他们叔侄人生的命运之门，文章的主要内容讲的是，在朱明勇律师的辩护下，河南“马廷新灭门案”沉冤昭雪的离奇故事。

  而在这起冤案的最开始，胁迫马廷新抄“自首书”的证人竟也是一名叫做袁连芳的同监犯人!

  张叔平惊呆了，这个河南看守所的袁连芳和在浙江坑害了他们的袁连芳，该不会是个人吧?

  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张飚那里，他心想，如果是同一个人，袁连芳在马廷新案中作了伪证，那是否也在张氏叔侄案中作了伪证?

  首先通过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排查，又向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调阅了袁连芳卷宗材料。